由敵人變同志、從旗子變棄子，推薦電影「我敵人的敵人」

今年三月（2008年)，有一部電影在台灣悄悄的上映又沒沒無聞的收場，據說觀賞人次僅有450多人，不到12萬台幣的票房，這部片子叫「我敵人的敵人」，想必買進的片商一定後悔不已，對台灣觀眾的期望可能是「太超過」了一點。

「我敵人的敵人」會被引進，據說也真的是一樁意外。片商因為喜歡英國導演Kevin Macdonald 的「最後的蘇格蘭王」，所以才在不知「我敵人的敵人」到底在演什麼東東的情況下，直接買了進來。買進版權時，根本還沒看過本片；好像也是在法國上映（去年11月）之後，才趕快請國外片商寄試看帶來。我想，片商看完試看帶之後，大概心裡有數，只好抱著鐵定賠錢的心理準備，硬著頭皮上檔。

我曾說過：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凡是台灣島內以外的國際事物，都引不起台灣人的興趣。20年前是因為國民黨政府新聞檢查制度，許多國外發生的事不是被扭曲就是被封鎖，我永遠記得當年在台灣訂購TIMES或NEWSWEEK等國外新聞週刊，經常有「開天窗」（中間被剪個洞）甚至整頁撕掉的情況。政府解嚴之後變成新聞媒體自我設限，國外大事不聞不問，僅專注本島新聞。

我特別注意到本片記錄有關南美玻利維亞的那段時期，我人也在南美親身見證了智利「皮諾切」獨裁政權及人民反獨裁的運動，那些所謂的德國顧問竟然都是納粹餘孽，當時臺灣人民正每天熱衷於看朱高正在立法院打架鬧事的新聞，國際間發生了什麼事好像沒什麼人感興趣。

由於台灣人向來對於國際事務既陌生的也不關心。所以「我敵人的敵人」這種片子就註定了票房慘澹的命運。可是，台灣的票房差卻不能否定這部片子的歷史價值，我認為它是一部令人肅然起敬、讓人深切反省的紀錄片，必須良心的推薦。以下摘錄兩位著名影評人對於這部片子的評論，文中詳細的介紹了當年的歷史背景與地理人文環境，可以作為欣賞這部電影的最佳導引。

奇摩電影

歷史抽絲剝繭「我敵人的敵人」

作者：彭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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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是你們需要我，現在我卻獨自站在法庭面對審判；而審判桌下藏的…盡是偽善！」

－ 勞斯.巴比Klaus Barbie －

電影上映日期：2008-03-28

1942年至1944年，克勞斯.巴比任法國里昂地區蓋世太保司令期間，以極其野蠻與殘酷的方式，殺害了許多猶太人與法國反抗軍，數量高達四千多人。其中，一樁屠殺四十四名無辜孩童的事件，更讓他被冠上了「里昂屠夫」的稱號。

二次大戰結束後，克勞斯.巴比因犯行重大而被法國軍事法庭判處死刑。這位在逃的納粹頭子，既在法國人也在美國人的通緝名單上，形勢相當不利。但足智多謀的克勞斯巴比立即想到他可以和美國人做筆交易。由於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期，美國開始擔心共產黨的滲透。這讓克勞斯巴比，以及他所下轄的專業情報人員突然有用起來。而當時的美國上下普遍的態度是，為了搜集情報，可以不擇手段。

克勞斯.巴比透過關係找到美國CIA的情報人員，如獲至寶的美方當場就雇用他從事情報工作。克勞斯.巴比一開始的任務是滲透進「巴伐利亞共產黨」。然而這樣就出現相當詭譎的情況：美國一方面為要紐倫堡的審判結果追蹤戰犯，另一方面，又需在幕後悄悄地讓克勞斯.巴比和他的手下，逃離他們的追捕。大展長才的克勞斯.巴比很快就被視為間諜之王和審訊天才。一名CIA不願具名的人士回憶道：「跟他對我們的貢獻相比，我們並沒有太大的良心不安。」但法國政府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引渡克勞斯.巴比回國審判，情報部門也對他緊追不捨。為了避免麻煩，CIA於是將克勞斯.巴比安排到拉丁美洲的玻利維亞，繼續他的情報工作。

在玻利維亞的克勞斯.巴比迅速地滲透了當地的反抗軍，表面上為他們策劃對抗政府的活動，實際上卻是將反抗軍的情報透露給CIA。甚至有傳言，古巴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之所以遭到逮捕，也是克勞斯.巴比事先掌握消息之故。1982年，玻利維亞維亞建立新政府，克勞斯.巴比也因而在次年被遣返。在法國的審判庭上，他因犯行重大而以被處以無期徒刑。1991年因癌症而死於法國里昂監獄。

當納粹佔領法國那年，法國友人傑哈還是個八歲大的孩子，今年七十五歲的他，述及這段往事，仍懊惱不已，他告訴他的孩子：「不要以為法國人是反納粹的，你若是研究那段歷史，會發現，你的父親與母親也曾經是個不折不扣的納粹支持者……。軍服燙得一絲不茍的德國軍人，一出現在村裡，變成了村裡姑娘私下愛慕的對象，甚至因此而瞧不起保家衛國、卻看起來土裡土氣的法國士兵。沒多久，納粹軍官便把全村所有的男孩都聚集到廣場上，他手裡高舉著巧克力棒，在我們這些從來沒有品嚐過巧克力是什麼滋味的鄉下孩子面前搖晃著：「你們想嚐巧克力嗎？要的人，舉起你的右手！」我們趕緊應聲舉起，攝影師拍下我們興高采烈的模樣，沒多久，這張照片被刊登在報紙，照片下有一行小字：「法國男孩熱烈歡迎納粹軍的到來，並向偉大的領袖希特勒致意。」

納粹與冷戰後的世界

為了一條巧克力棒，傑哈變成了納粹主義的擁護者，以理性思維見長的日耳曼人，怎麼也會向希特勒這隻魔獸屈服，變成仇恨猶太人的劊子手？看過馬克.侯特蒙（Marc Rothemund）「帝國大審判」(Sophie Scholl, 2005)的觀眾，或許可以從中瞧出些許端倪。1943年春，納粹已瀕臨瓦解邊緣之際，慕尼黑的「白玫瑰組織運動」號召有志之士推翻納粹，卻功虧一簣，而劇中螳臂擋車，隻身挑戰納粹極權主義的那對兄妹，代表德國人民的道德良知，戰後的德國，得以回歸理性秩序的傳統，歸根究底，仍是一度蒙塵的理性思想的復甦，這也是為什麼戰後的德國社會，不斷地藉由立法與教育，反省與批判納粹主義的主要原因，他們試圖從馬丁路德以降的宗教文化與哲學思想中尋求解藥，避免日後歷史重演，然而，一向奉公守法，視「服從命令」為天職的德國人，至今仍難擺脫納粹的夢魘。

而另一部以納粹主義為背景的電影──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的「柏林迷宮」(The Good German, 2006)中，我們則看到1945年的波茨坦會議前夕，美、英與蘇聯政府，一方面尋求將十惡不赦的納粹份子繩之以法，一方面又暗地裡殲滅證人，庇護與偷渡這些戰犯，以為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世界版圖預做準備，這些國際強權的兩面人作法，讓我們見識到所謂的民主、極權與共產，原來都是一丘之貉！但是，那些從未被繩之以法的納粹餘孽，究竟為冷戰後的國際局勢，造成了什麼樣可怖的影響？此片中卻是隻字未提！

「我敵人的敵人」(My Enemy’s Enemy, 2007)這部紀錄片，似乎彌補了這兩個缺憾；片中對於「至死不渝地執行領袖命令」的納粹軍人特質，以及冷戰時期，美國政府與法西斯政權間不可告人的曖昧關係，透過這位雙手沾滿血腥的蓋世太保──克勞斯.巴比(Klause Barbie, 1913~1991)的一生，抽絲剝繭地鋪陳出一個令觀者不寒而慄的「冷戰後的世界」。

遲遲不來的正義

曾以「慕尼黑恐怖突襲」(One Day in September, 1999)一鳴驚人的英國導演凱文.麥唐納 ( Kevin Macdonald )，對充滿爭議性的歷史人物與政治事件，一向抱持著高度興趣；在「慕尼黑恐怖突襲」中，他引用大量的新聞檔案和影片，走訪此事件的關鍵人物，重現1972年9月5日震驚全世界的「慕尼黑事件」。

這起悲劇的發生，原可避免，但11名被恐怖份子綁架的以色列運動員，卻淪為國際政治角力下的犧牲品，也促使以色列更加仰賴秘密情報局(MOSSAD)，以暴制暴來解決問題！在「最後的蘇格蘭王」( 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 2006 )這部以阿敏為主題的傳記電影中，他對烏干達這位暴君複雜多變的內心與私生活的描寫，著墨甚多，卻對暴力與恐怖統治之間的關係，一筆帶過，不免讓人有以管窺天、隔靴搔癢之感。

再次以殺人不眨眼的蓋世太保頭子──克勞斯.巴比(Klause Barbie,1913~1991)為主題，他回到最嫻熟的紀錄片形式，而擅長資料彙編與剪輯的他，再次施展所長，大量地引用珍貴的圖文與影片檔案資料，並援引傳記文學家、歷史學家，與國會議員現身說法，不同於「慕尼黑恐怖突襲」，這一次的時空場景被無限地拉長與延伸，以縱貫五十年，橫跨歐、中南美洲的時空版圖，來反映出兇手逍遙法外，正義無法伸張，是對受害者一生一世的折磨；而五十年後，已成了髮疏齒搖的老太太，仍舊無法忘記過去，她站在原告席上，全身顫抖，憤憤不平地質問眾人：「我無法明白，一個像他一樣惡貫滿盈的人，怎麼還能夠活著？怎麼還活著？」

也因為正義遲遲不來，在瑞菈.凱蒂(Rina Ketty)這首軟濃香甜的法文香頌「我將等待」(J’attendrai,1937)歌聲中，電影以充滿嘲諷的方式拉開序幕，一位面有靦腆之色、頭髮稀疏的老人出現，直到其貌不揚的老人向大家報出他的名字，我們才得知他就是當年在里昂作惡多端、殺人如麻的那位克勞斯.巴比。

1942~1943年間，他不僅逮捕十五萬人，屠殺成千上萬的法國反抗軍及猶太人，更一舉將44名無辜的孤兒送進瓦斯集中營；當記者問他：「你對過去的做為感到後悔嗎？」他無言以對，眼光登時轉為冷漠而嚴厲，在那個當下，「我將等待」這首歌曲猶如唱出了成千上萬的法國人與遭受折磨虐待的受害者的心聲，他們翹首盼望他早歸，猶如世間癡情的戀人，沒想到，這場等待竟長達半世紀之久，影片自此開始，以倒敘的方式，娓娓道來這場「遲來的正義」發生的原因。

無視他人的愛

當所有的控訴和批判都指向這個殺人如麻的「里昂屠夫」時，他的女兒卻不顧一切地跳出來為他辯護，在她的眼中，他是位溫柔可愛的父親……」她冷嘲熱諷這些罵父親為「屠夫」的人，是誣衊「屠夫」這個令人尊敬的職業，而所有一切的指控與中傷，都不過是戰爭所帶來的後果……」

我難以相信自己所見所聞，因為這位女性將她對父親的愛凌駕於一切之上，這愛使她對他人的痛苦視而不見，一如父親當年，將領袖希特勒的命令當作聖旨，以致那44名無辜的孤兒也是死有餘辜！父女倆的至死不悔，使他們將一切的一切歸咎於「戰爭」，而為了追求勝利，所有手段都是被允許的。

同樣的，美國CIA以「國家安全」之名，在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際，積極地吸收納粹份子，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理想，雖然失敗，納粹的餘孽，卻因美國外交政策丕變，昔日的敵人反成為今日的盟友，這些劊子手被美國視為反共抗俄的秘密武器，而第三帝國未竟的職志，也藉著這些徒子徒孫在其它土地上開花結果，這也成了日後克勞斯.巴比等人得以在南美洲設立「第四帝國」的背景。

偽善的國際政治

當克勞斯.巴比於風燭之年，被玻利維亞新成立的政府驅逐出境，秘密遣返回法，在接受司法審判的那場世紀辯論場上，身為被告辯護律師的賈克.費傑(Jacques Vergès)也要大家回想當年，是誰姑息了納粹政權殘殺猶太人與法國反抗軍？而在貝當將軍為首的「維琪政府」中擔任重要幹部的密特朗，怎會對以上種種親德、賣國的行徑視若無睹？密特朗這番大費周章，怎麼樣也要將克勞斯.巴比定罪的司馬之心，在這位專替恐怖份子當辯護律師（註1）的眼中，正顯現出如密特朗一般的野心政客，做賊心虛，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找他人當代罪羔羊以粉飾罪行的虛偽嘴臉！

「我敵人的敵人」透過克勞斯.巴比這位備受爭議的人物，呈現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歷史觀與道德觀，一如賈克.費傑辯護中所言：「我不認為克勞斯.巴比無辜，但是，相較於那些在阿爾及利亞執行政府命令的法國軍官，或者在越戰中的美國軍官，他的所做所為，卻不是惟一且不可被原諒。」而在凱文.麥唐納的這部作品中，誰是誰非，反而不是首要議題，因為，無論這場官司的結果如何，以強權為首的法西斯意識形態，仍是這個世界裡最後的勝利者。

二戰結束已過一甲子，可悲的是，21世紀的今天，法西斯主義從未從這個地球上消失，強權國家為了維持各自如日中天的霸權，不惜擅用「敵人的敵人」，甚至於假借民主之名，行法西斯之實，摧毀其它國家人民擺脫殖民主義，獲得自由與尊嚴的可能，暗中遂行各種見不得人的齷齪勾當，也正因如此，世界才會是今天的模樣，我們的政客，繼承了法西斯主義，以另一種方式。

註1. 越裔法籍的賈克.費傑，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曾為Magdalena Kopp擔當辯護律師，這位被法國政府視為頭號恐怖份子，卻被阿爾及利亞人民視為民族英雄的女姓炸彈客,阿爾及利亞獨立成功以後，他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成為Magdalena Kopp──這位阿爾及利亞國母的丈夫，專門替當地的農夫與漁民打芝麻綠豆點大的小官司，被朋友視為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1970年起，他突然消聲匿跡，八年以後，他重現在巴黎街頭，為搞地鐵炸彈的Anis Naccache與Carlos等人辯護，而贏得「恐怖律師」的頭銜；對此怪傑有興趣的影迷，可觀賞法國導演巴貝特.施洛德(Barbet Schroeder)的近作「恐怖律師」
(L'Avocat de la terreur,2007)。

 

中時部落格

周星星電影評論

劇情長片「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 導演凱文.麥當勞 (Kevin Macdonald) 他的專業就是紀錄片，「我敵人的敵人」(My Enemy’s Enemy) 是即將上映的一部很優秀的紀錄片。本網誌提供幾個背景，以幫助瞭解本片。

當然，本紀錄片的主題就是克勞斯.巴比 (Klaus Barbie)，一位擔任過納粹軍官的人。

法國被德國佔領的時期

1940到1944年，法國軍隊不堪一擊，除了有敦克爾克大撤退之外，法國本土迅速投降。一直到1944年6月6號開始的諾曼第登陸，1940到1944這四年間是法國被德國的佔領期。不過，並非法國全國都直接被德國納粹佔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英雄貝當元帥(Philippe Pétain)被德國扶植成立維琪(Vichy)政權，成為維琪政權的元首(1940年7月10號到1944年8月19號)。下圖可清楚地顯示，綠色的區域以巴黎為首都，是德國納粹直接控制的區域；淡淡的土黃色則是以維琪為首都，是維琪政權掌握的區域（也包含科西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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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因為有敦克爾克大撤退，所以法國將軍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在英國倫敦成立了「自由法國」，鼓動停留在法國本土的法國人打游擊戰反抗德國納粹跟維琪政權，所以才有反抗軍 (résistance) 打反抗戰的說法。

克勞斯.巴比於1942年11月起，擔任里昂地區的蓋世太保的頭頭。從上圖可看出，里昂這城市是隸屬於維琪政權。在「我敵人的敵人」影片中，曾經很短暫地出現過貝當元帥的畫面；所以我在下面也放了一張貝當元帥的圖片，讓大家可以一眼就認出貝當元帥。以前，用國民黨過時的史觀，會稱貝當元帥的維琪政權是偽政權，如同幾乎是同時間的中國的汪精衛政權。會在前面加一個「偽」字，用汪精衛政權類比，將更能理解維琪政權的性質。

克勞斯.巴比在里昂地區專門逮捕反抗軍，而且也因為「終極解決」(final solution)方案已成為德國納粹的政策──在1942年之前，德國納粹只是把猶太人關在集中營；外國對德國作戰的壓力促使德國採納「終極解決」方案，亦即開始大量地將猶太人送進毒氣室毒死──，克勞斯.巴比也開始在里昂地區大量地逮捕猶太人、再轉送到位在波蘭的集中營，絕大多數人因此踏上死亡旅程。在「我敵人的敵人」影片中，克勞斯.巴比還有一項慘絕人寰的罪刑：1944年，一口氣抓走的44位猶太兒童、轉送Izieu集中營，最後僅只有一位生還歸來。1943年夏天，克勞斯.巴比就已經逮捕到反抗軍的重要幹部尚.慕藍 (Jean Moulin)，用酷刑折磨尚.慕藍，尚.慕藍被轉送到巴黎的時候已經喪失知覺，然後在被轉送到德國的途中死亡；極有可能是在7月8號（但是在影片中，有證人稱是克勞斯.巴比親自折磨尚.慕藍至死）。下圖是克勞斯.巴比手拿尚.慕藍的照片；這張超有名的照片，我再抓來放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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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慕藍是直接授命於戴高樂將軍的反抗軍重要幹部，他被折磨致死，日後就被戴高樂將軍加以「英雄化」。尚.慕藍的骨灰後來被轉安置到巴黎的萬神殿 (Panthéon)，這就是「英雄化」的一個過程(因為絕非閒雜人等能被安置進萬神殿)。1944年6月6號諾曼第登陸之後，克勞斯.巴比更加積極地在里昂地區處死反抗軍。克勞斯.巴比因此得到「里昂屠夫」(le boucher de Lyon)的稱號。

逃亡到玻利維亞並加入玻利維亞籍

克勞斯.巴比後來改名變成克勞斯.阿特曼(Klaus Altman)，逃到玻利維亞。1951年他跟他的家人抵達 La Paz；他認為第三帝國的失敗是因為納粹黨員背叛了「領袖」(Führer)，所以他還想在拉丁美洲建立起「第四帝國」。1980年7月17號玻利維亞的政變(Luis García Meza 將軍)，就有克勞斯.巴比參與其中；在這之前，還有1964年Barrientos的政變；以及1971年8月21號Banzer將軍的政變。

另外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死，究竟跟克勞斯.巴比有沒有關係？恐怕，要完全躲掉關係，將很難讓人置信：克勞斯.阿特曼(克勞斯.巴比)其實已經被美國 CIA 吸收，克勞斯.阿特曼又已經跟玻利維亞高層、軍方都建立起良好的關係，因此，玻利維亞的游擊隊、酷刑折磨的方法根本就是克勞斯.阿特曼訓練出來的。換句話說，切.格瓦拉剛好在玻利維亞被美國 CIA 擊斃，光是地理因素，怎麼可能會跟克勞斯.阿特曼無關呢？切.格瓦拉是在1966年底前往玻利維亞試圖建立游擊隊學校，但是被當地共產黨出賣，切.格瓦拉於是跟古巴哈瓦納的廣播斷了聯絡。1967年2月，切.格瓦拉開始跟他的學生們試圖殺出一條路，3月被玻利維亞掌握行蹤，切.格瓦拉跟他那一批三十多個人的游擊隊展開零星的戰役。由於有美國 CIA 的支持，切.格瓦拉最終在1967年10月8號被擄獲、隨即被槍殺。切.格瓦拉的遺體被玻利維亞軍方拍成影片當證據，此影片即出現在「我敵人的敵人」片中。

克勞斯.阿特曼的白目，在於他妄想沒有人能夠將克勞斯.阿特曼這名字跟克勞斯.巴比連結在一起。於是，神奇的命運讓他以「玻利維亞海運公司」(海運跟內陸國玻利維亞？)的名義來到法國巴黎，並無意中被人照了相、登在報紙上。克勞斯.巴比以前的受害者認出了他，才掀起向玻利維亞討回戰犯的運動。

有了前面被佔領期的基礎，「我敵人的敵人」的玻利維亞階段相對來說較容易被理解，而且也是影片裡面節奏最驚人的部分。並非是馬上，而是又過了一段時間，克勞斯.巴比在玻利維亞被逮捕；法國跟玻利維亞交換條件，終於，克勞斯.巴比先被送到南美洲北部的法屬圭亞那(在影片中反而有點爆笑)，然後輾轉再被送到法國里昂。克勞斯.巴比的辯護律師是(在法國備受爭議的)賈克.魏傑思 (Jacques Vergès)，此律師專門為恐怖份子辯護，例如恐怖份子卡洛斯(Carlos)、前塞爾維亞總統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前伊拉克總統撒丹.海珊 (Saddam Hussein)，所以才會有紀錄片「恐怖律師」(L'Avocat de la terreur)專門記錄賈克.魏傑思。

根據「我敵人的敵人」的導演凱文.麥當勞的訪談，其實他之所以會拍「我敵人的敵人」紀錄片記錄克勞斯.巴比，是因為他在準備跟賈克.魏傑思有關的紀錄片的材料時，被賈克.魏傑思他所辯護的克勞斯.巴比拉走注意力，才會一路拍成「我敵人的敵人」。所以，是不是更增加對「恐怖律師」的好奇呢？

克勞斯.巴比在里昂被指控的罪名包括：

(一)，1942年6月9號：在Sainte Catherine路逮捕86位 UGIF 的成員；其中78位被轉送到集中營；

(二)，逮捕並轉送 Izieu 的44位兒童；

(三)，1944年8月11號(注意是在諾曼第登陸之後)轉送最後一批多達六百多人到集中營(很難僥倖活著回國)；

(四)，酷刑折磨反抗軍成員。

不過，真的該聽聽辯護律師賈克.魏傑思的理由：這場審判，根本是一樁大偽善，因為(他認為)克勞斯.巴比所做的事就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官沒什麼不同，因為一樣也是在酷刑折磨阿爾及利亞戰俘、軍民，就跟美國阿兵哥在越南的所作所為沒什麼不同；但我們不去譴責法國軍官、美國阿兵哥，卻單獨抓著一個克勞斯.巴比起訴以上的罪名(而他只是體制內的一個小螺絲丁而已)，因此賈克.魏傑思要求當庭無罪釋放克勞斯.巴比。

結果以及影響以及當時的電影作品

另外，是因為法國在1981年10月廢除了死刑(密特朗總統是1981年5月勝選及就任)，所以，才會有一位法國女士在「我敵人的敵人」影片中講到「基於(死刑)已在法國不可能，所以我希望克勞斯.巴比能被判終生監禁。」克勞斯.巴比的確是被判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因為癌症死在里昂的監獄裡面。

克勞斯.巴比一案後來在法國還帶動一系列的「翻案」，這些「翻案」沒在「我敵人的敵人」影片中被談到；例如，當時就在里昂擔任民兵頭頭的保羅.涂維耶(Paul Touvier) ──用老國民黨式的史觀，保羅.涂維耶等於就是法奸、跟德國納粹瀣沆一氣──因為槍殺七位猶太人質，被判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死在弗亨內(Fresnes)的監獄裡面。還有就是更加臭頭的莫黎斯.帕朋(Maurice Papon)，他當時任波爾多地區的警察局總長，因為協助德國納粹逮捕他轄區內的1690位猶太人轉送到巴黎附近的Drancy集中營，在1998年被判十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僅僅只被關了幾年而已，他就因為健康的因素回到家裡休息，直到在家中病逝都未曾再回到監獄。莫黎斯.帕朋是法國第五共和以來，目前唯一(因為跟德國納粹合作)被判刑的高階公務員。但是，莫忘記法國被收復之後，維琪政權的領袖貝當元帥其實是被法國判死刑的。

在克勞斯.巴比的審判期間，計有兩部比較重要的影片：第一是克勞德.藍茲曼(Claude Lanzmann)的大河紀錄片「大屠殺」(Shoah, 1985)，法國已有四碟外加一本書的 DVD 套裝版本；另外就是1987年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路易.馬盧(Louis Malle)的「再見了，孩子們」(Au revoir, les enfants, 1987)，故事是根據路易.馬盧他自己的童年的回憶，講說「正港法國人」Julien Quentin 跟被安置在他們的天主教初中裡面的三位猶太人的其中一位Jean Bonnet變成很好的朋友，但由於廚房某男生跟他們不合、向當局告狀，導致Jean Bonnet等三位猶太學生以及神父就在學校被逮捕的故事（真的不能一邊打這些字一邊又想起影片的最後一幕，因為此時此刻我已經濕眼眶了……）。

在克勞斯.巴比的審判過後，馬塞.歐弗斯(Marcel Ophüls)在1988年推出「終點站旅館：克勞斯.巴比，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時代」(Hôtel Terminus : Klaus Barbie, sa vie et son temps)紀錄片。「終點站旅館」(Hôtel Terminus)正是克勞斯.巴比抵達里昂任職的地方。據「我敵人的敵人」台灣片商海鵬的說法，關於克勞斯.巴比穿納粹軍服的照片，正是出自「終點站旅館：克勞斯.巴比，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時代」此紀錄片，使用權要價不斐。

謝謝大家看完這篇導讀，花了大半天才寫完及抓圖的。並且，請本部落格的朋友踴躍去觀賞「我敵人的敵人」這一部紀錄片。

後記：

我剛剛研究了一下「我敵人的敵人」票房，兩個週末再加上一整個禮拜，根本都還不到十二萬塊的票房……觀影人次也才只有450多人而已。其實，我也搞不清楚那些看媒體試映的媒體朋友，到底是看完之後覺得「真棒！看到一部好片！」，還是「真浪費我們的時間，想也知道我們的媒體根本不會報導這部片……」。也就是說，450多觀影人次是有花錢買票的觀眾，外加看試片、看特映的觀眾，到目前為止，恐怕全台灣還是沒超過1000人看過這部片吧。我想，這就是問題之所在：在台灣，沒有人真正重視該被重視的東西。